读《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确可

  文学由男性垄断吗？虽然现在的我们听来荒谬，但这种观点曾经在古代的中西方都大行其道，甚至在19世纪的男诗人看来，是“男性的性特征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本质”，这还并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他真心如此认为；在古代中国，也有闺怨诗这一重要分支，而且常由男作者模仿女性的口吻书写。这种观点实际上映射出男作家的心理是将自己摆在了文本作品的“母亲”兼“父亲”的双重位置上，他不仅要书写专属于男性的精神内容，也要将原本只属于女性的情感经历作为素材来书写。一方面，男性要以此来确认自己的父亲身份，毕竟男性不同于能孕育后代的女性，“一个男子既无法依靠感觉，也无法依靠理性来证明自己的父亲身份”，甚至父亲身份本身就类似于一部他编写给自己、用来说服自己的小说，他急迫地想成为某个小世界的掌控者——哪怕是自己书写的那个虚构性世界，雪莱将这样一位想确定自己地位的男作者称为一位“立法者”；另一方面，这阻碍了女性的创造活动，以至于安妮•芬奇讥讽地说“一位胆敢握笔的女人，真是冒犯了男子们的权威呀，简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物种呢，以致再没有美德能够赎回她的过错”，这无疑将女性排除出了“独属于男性的活动”之外，也就是写作、阅读和思考。
  几年前，当我出于严重的情绪低落和学业压力中时，曾将精力耗费于阅读网络文学作品。当时，我就已注意到在男频小说（意为主要面向男性读者）中有一类小说叫“变身文”，是指在其情节中，主要角色具有性别转换的行为或经历的小说作品，主要是男主角在故事最初就因为奇遇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女性，而且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倾向于“女主角”（即原来的男主角）是全方面极其优秀的完美女性，通过自身的成就和个人魅力吸引一群同样完美的女性配角。相反，“女变男”的变身文却无人问津。因为这正是由于要证明女性天生所拥有才能的真实性，要比证明男性身上所拥有才能的真实性要困难的多。所以作者们便自然而然地宁愿写一个“后天男变女”的主角走上人生巅峰，也不愿写一个天生的女性主角。男性创作者在塑造天生为女性的女性配角时，是出于另一种心理学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将女性作为一种完美不灭的纯粹文学形象来创作的，可以说“女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纯粹创造物，女性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被监禁控制为了一种塑像、一种模型。在此我们可以参考荣格提出的“阿尼玛”心理效应：阿尼玛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的女人形象，是男人心灵中的女性成分。阿尼玛身上有男性认为女性所有的好的特点。每个男人的阿尼玛都不尽相同。男人会对心中阿尼玛的特点感到喜爱，在遇到像自己的阿尼玛的女性时，他会体验到极强烈的吸引力。但是，这种完美女性形象一切都好，只有一点不好——它不是真实的，而是被塑造的。
可以证明此类观点的还有小说和动漫中常常出现的“杀妹证道”，就是出于剧情的需要，主角的妹妹或者心爱的女人经常被“剧情杀”或者干脆因意外死在主角手中。这无疑是创作者将某种生命形式永恒地固定在了艺术中，正如艾伯特•格尔皮所说“艺术家杀死经验，以便使之成为艺术，因为受时空限制的经验只有通过死亡，上升为‘不朽的’艺术形式，才可以真正逃脱死亡”，因此，这些作者将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塑造为完美的女性，反而是对女性本身生命形式的一种谋杀。描写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和将这个人固定为脸谱化的僵硬龙套角色，这两者是无法兼容的。
  甚至，女性在这种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的熏陶之下，也会自主自愿地“杀死自己”，以便让自己能迎合男性的倾向或者“合理合法”地进入艺术中去。在古今的女性生活日常里，她们努力通过精心梳理的发型、装饰品和化妆术来强调其永恒的完美性，力图使自己脱离尘世，进入某种艺术的类属。在日本艺伎的古怪化妆术中——将脸部描画为无生命的苍白面具，这也正是化装者想达到的境界：既然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那么也就无所谓死亡了。还有中国古代殉节的所谓“节妇”，她的贞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受人所托、替丈夫保管的一项“物品”，她个人的意义就是一件容器罢了，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的“人”，既然从未拥有过社会意义上的生命，那么也就无所谓失去了……也正是如此，她们放弃自己生命、化作贞节牌坊时那么顺畅自然。中国古代的女性也是笼罩在父权家族的阴影下诞生——被一个男性造物主创造出来；又经过一个像是造物主般男性的再造——“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最终被杀死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成为贞节牌坊或婆婆。
  从另一方面而言，这种完美女性形象也局限了“一个女人应该是怎样的”，将合理的女性形象固定为一个天使般的沉思默想者。对于18世纪的歌德而言，“静思的纯洁理想”始终体现出女性的特征，而“重大行为的理想则体现出男性的特征”。这非常令人讽刺，当一个现实中的女性修剪苛待自己以至完全被动的完美境界——谦逊、优雅、精致、纯洁、恭驯和沉静时，她才能得到男性的普遍尊重。女性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杀死”她自己，必须变得纤细苍白，变得“白幼瘦”，变成清末人们欣赏的“病梅”般的病态美，令人联想起脆弱的封闭状瓷器。无论是西方有毒的化妆品，还是古代中国的缠足陋习，都齐心协力，让女性要么变得看起来病歪歪的，要么真的缠绵病榻。
  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存在着极端完美的女性形象天使，例如“白雪公主”；还存在着极端丑恶的女性形象女巫，例如“美杜莎”。这都是不成熟的表象，是父权权威的残余，两种极端都是妖魔化的；真正成熟的艺术形象应当是有血有肉的，是有层次有人性的真实存在。负面的女性形象（巫婆、经期污染和杀子的母亲）只是符号，同样的超越性的女性形象（天使、拯救者、无私的母亲）也仅是符号而已，这是女性被剥夺了拥有创作权的主体性，她就既不能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力，而且还要让自己成为被描述、被崇拜、被唾弃的他者，不在作者语境中，而是出于被评判的角色语境中。
  但是，尽管这一切都被男性的威权所掌控，但女性意识终究还是产生了，原因只在于她对自己的经验拥有权威。人都知道“真理要从实践中得来”的常理，人但凡亲身经历过某事就一定会存在经验和很大可能存在自己的见解。父权可以剥夺女性的一切，但终究无法直接地剥夺女性的生命体验，只要女性活了下来，在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自己的经历，哪怕困囿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是一样。父权意识的“三纲五常”等等或许天衣无缝，但没有人会彻底被某部文本或某个形象所控制，做到完全的沉默无声。众所周知，故事在写作过程中会试图“摆脱”创作者的预期大纲，导向古怪的方向；那么人类也拥有着反抗权威的传统，无论这权威体现为什么。安妮•芬奇语带讥讽道：“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搞错了自己的性别和行事之道；礼貌、时髦、跳舞、衣着、游玩，才是我们应学的才艺；至于写作、阅读、思考或者发问，则会有损于我们容颜的美丽，耗费我们的时间，还会浪费我们的青春年华；至于卑贱的家务管理，有人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和用途……”但这一切都是“被告诉”的，真正的人，或者说真正的女性天然拥有沸腾的一面。
  在我的躯壳里拥有传统观念里非女性化的一面“刚愎自用/自信”和“攻击性/主动性”，这些都被我的怯懦或社会化伪装所掩盖。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切厌女症患者所忌惮的一切——即，我拥有自我。我不仅要说，我要“礼貌、时髦、跳舞、衣着、游玩”这一切，我也要“写作、阅读、思考和发问”，世上所有合理合法的一切，是众人所共有，“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不应为任何一种性别所私有。
  至于多年之前那些认为“胆敢握笔的女性”是一位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冒犯者的观点……照此来说，一切“胆敢”接受教育的女性都是“冒犯者”，我们大学教室里在座的所有女生，都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叛乱者”。

筠苏

作者很有见解哦 分析的很透彻 让我想起了萧红 贫穷与混乱时期的一位女作家 至少在我看来 她还是颇有争议的 她的作评大多反映那个时期女人的生活样貌 但是 她本身又是一位女性 她的一些举动也让人费解